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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周的春秋、战国两个阶段，是中国哲学史发展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，不仅涌现了灿若星河的先秦诸子百家，而且还出现了在中国商业史上可圈可点的一些富商巨贾，比如，春秋时的范蠡、弦高、子贡、管仲以及战国时的吕不韦与白圭等等。
说起白圭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，但他可是战国时期名闻天下的大老板，也是后来民间商人崇拜的商祖、文财神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白圭其人其事。
白圭，名丹，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，生卒年有争议：一说是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300年，另一说是公元前463年至公元前365年。
白老板生活的时代，正是东周列国从群雄争霸到各国混战不休而封建地主阶层崛起之时。由于生产力的提高，市场上商品增加，民众的消费力也大幅增强，加上兼并战争打破了原有的国界横亘、交通阻塞、市场分割等贸易壁垒，商业由此在乱世中得以快速发展，一批有着敏锐眼光而主动出击的巨商大贾横空出世，白圭就是他们中优秀的一员。
据说白老板曾担任魏惠王时代魏国的相，可谓位极人臣。但他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，因他看不惯魏国的政治日趋腐败，毅然决然离开魏国外出游历。他曾到过中山国、齐国，并被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邀请留下来，许以高官厚禄，一起治理国家，但却被他婉言谢绝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：“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，那么信用已经到了尽头了；不注重声誉，那么名誉已经到了尽头了；没有仁爱，亲情已经到了尽头了；旅行的人没有干粮，居家的人没有食物，财力已经耗尽了；不能用人，又不能自己奋发图强，事功已经到头了。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，一定会灭亡的。”
后来，白圭又到了正在变法图强的秦国，虽然他赞同改革以谋强大，但他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非常不满。因此，也没有在秦国留下来做官。此时，他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势看的非常透彻，也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厌恶。最后，他下定决心——弃政从商。

白圭的家乡洛阳自古商业就很发达，早在西周时，洛阳就设有“泉府”作为金融管理机构，也有了金属货币“空首布”广泛流通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洛阳作为政治、经济中心，虽然周王室国力衰微，但洛邑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，洛阳也成为全国性商贸中心。
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记载：“洛阳街居在齐、秦、楚、赵之中，贫人学事富家，相矜以久贾，数过邑不入门。”大家争相学习技能，以更好服务这些富商，以谁在富人那里工作得久而自豪。又说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《张仪列传》还说：“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。今三川、周室，天下之朝市也。”在点透这个社会的同时，也佐证了当时的商贸之盛。《苏秦传》中也载：“周人之俗，治产业，力工商，逐什二以为务。”也许营商环境比较好，大量外地商人千里迢迢来洛阳经商，并在此居住。犹如现代的长三角、珠三角，不仅吸引着大量的外资、外商，也有着大量从事商贸的外国人往来、居住其中。正所谓“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商，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商”。国家财力的强大，是因为有大量商人、富豪的存在。
白圭具有极高的商业天分。当时的商人鱼龙混杂，分为“诚贾”、“廉商”、“良商”，以及相对应的“奸贾”、“贪贾”、“佞商”，白圭选择了前者，这就是商道即人道，做事先做人。他避开吕不韦父亲所说可以获利百倍的珠玉行业，转而选择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农副产品贸易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选择“民以食为天”的农副产品项目，是白老板当年经商成功的第一步。“无农不稳，无工不富，无商不活”，农业与商业的重要性，不言而喻。
“欲长钱，取下谷，长石斗，取上种”，是白老板的经营策略。他认为，“下谷”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微薄，但价格需求弹性小，可以以量取利。从为顾客节省的角度，自己吃，可以买差一些的谷物。但如果是为来年丰收买种子，那就要买上等的谷物。他很懂得换位思考，也即站在对方的立场给出答案。
他还总结出自己独到的经商术，即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”的经营法则。具体的做法：在收获季节尤其是丰年，利用价低，大量收购农民谷物，再将漆器、丝绸等产品卖给生活比较宽裕的农民，而在年景不好，或者青黄不接时，适时出售粮食，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。

白老板所说的“人取我与”的“与”，是“予人实惠”。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，一些奸商坐等价格跌的更低再大量购进，但白圭却用比别人家高的价格来收购。等市场粮食匮乏时，奸商们囤积居奇，白圭却以比别人家更低廉的价格及时出售。他的行为，调节了市场的价格，又满足了人民的需求。他甚至还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，既获取利润，又帮助农民增加产量，也更掌握了充足的货源。这些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保护了农民、手工业者、消费者的利益。白老板认为这是“仁术”，是商业的根本。


白老板在经营上，从不认为是小钱而不取，小钱积多，也是巨富。他的想法是如何通过打通天下市场，让各地的物资流通起来，让小钱变成大钱，既有利于人民生活，又能从中获取利润。他坚守“以足补缺”，以丰收补欠收：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，就加以购进，并把当地缺少的谷物等物资出售给当地人；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，他就大量购进，并出售给当地人缺少的丝织品、漆器等。
白老板的这些做法一举多得，既促进了商品流通，又利人利己，从而让他获得了良好的口碑，而薄利多销，互通有无，又让他积累了大量财富。
白老板的成功，也是他知识结构完备的体现。他对商机的把握，来自于他的天文学、气象学知识。他根据古代岁星纪年法（岁星是天上的木星，每十二年运行一周）和五行学说（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），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，也被称为农业经济循环论。他遵照这个规律进行交易，丰年粮价便宜收购粮食，歉年粮价上涨出售粮食，从中获得价差。“乐观时变”，是他经营思想的基础。他知道“物以稀为贵”，也懂得“贱下极则反贵”、“贵上极则反贱”的道理。有效地预测商情，需要老板超乎常人的眼光、知识水平，这也决定了他未来能否持续而长久地盈利。
白圭认为成功的商人应具备“智、勇、仁、强”等素质。他曾说：“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强不能有所守，虽欲学吾术，终不告之矣。”做老板，不仅要有伊尹、姜子牙、孙武、吴起谋略，还要有商鞅变法那样的执行力，这也是他用人的标准。他还认为，做老板要“能薄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僮仆同苦乐”，懂节俭，不奢靡消费，不讲排场，能与员工同甘共苦，并打成一片，这是他生意做大的宝贵品性。
白老板不是一个有钱而只顾自己的人，他懂得将财富与社会融为一体。他通过观察天气变化，研判市场，同时提前贮备物资来进行救灾救荒。与一些不良商人遇到灾荒，哄抬物价不同，他在灾荒之年，不发国难财，低价出售粮食，帮助人民度过灾年。

赚钱是“取”，但光“取”不“予”，很快就会无处可“取”了。白老板的“予”，就是给客户一些利益，给员工好的待遇。通过利他，内外关系改善了，自身的财富才会源源不断。做一个“以义取利”而有社会责任感的儒商，才会受到世人尊重，甚至流芳百世。
古人讲成大事，需要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，白老板很好地运用了这三点。
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说白圭“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”，说他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，一旦商机来临，迅疾而动，这也是老板的商业嗅觉，这是顺应天时。地利，就是天下渐渐打通的一体化的市场，可以将经营的区域与范围扩大，并畅通无阻，这是做大商业的前提条件。人和，则是优化与供应链的关系，与合作伙伴、农户、消费者秉承共赢、共享的理念，一起做强做大市场。
白圭的经商思想，对后人影响深远。据说明清时，最大的商帮徽商，就保留了白圭二千多年前的经营风尚。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、民国“面粉大王”、“棉纱大王”荣宗敬就曾恪守白圭“人弃我取”的经营原则。南洋最著名的华侨企业家陈嘉庚奉行的“人弃我取，人争我避”的经营思想，也来源于白圭。司马迁在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里就高度评价他“天下言治生祖白圭”。
总结起来，白老板非同寻常的商业成功，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，即“抓时机，讲商道，重长远。”
一是抓时机。迥于常人的禀赋与眼光，对于市场的深刻洞察及善读农时，因时而变，让他抓住每一个风口。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”，无论是低买贵卖，还是灾荒之年的平价销售，他都抓住了机会，或出售商品，或赢取名声，互为呼应，此为他经商成功的关键。也是当今老板需要学习的商业精神。
二是讲商道。这些商道，更多是他摸索、总结出来的经商智慧。比如，要成为“良商”，讲究商业伦理，而不是什么钱都赚，经商要与国家、民族结合起来，不发国难财，相反，要辅国助民，不是一味地光顾自己赚钱。“欲长钱，取下谷，长石斗，取上种”，能够站在顾客的立场考虑问题，很像现在所讲以市场为导向，以客户为中心，这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，是多么的难得和富有远见。他经商和用人讲究“智、勇、仁、强”，体现了他的成功是靠体系，而不是仅靠机会。
三是重长远。无论是从官场抽身而退，自我保全，还是为国家排忧解难，灾荒时协助纾困，抑或是善待客户以及员工，打造和谐的内外部关系，白圭都做的非常出色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与范蠡一样，被称为商圣，《汉书》里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，他也被尊为百代商人之祖或祖师爷。